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领导湘粤赣边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人，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问题先后在江西赣州、吉安和南昌与国民党当局谈判。

10月2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随后，陈毅来到江西省吉安市筹建新四军吉安通讯处，并去武功山寻找活跃于湘赣边的红军游击队。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陈毅独自一人前往武功山寻找红军游击队时，却被游击队当成叛徒捆绑审问，甚至差点被枪毙。

由于武功山一带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方圆数百里林山林海，自然环境利于打游击，加上野果多，可补充给养，湘赣游击支队把武功山作为坚持游击战的基地。

坚持在武功山区的湘赣游击支队，虽然依靠群众，打了很多胜仗，但因遭到敌人的长期“清剿”和封锁，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对整个外界形势几乎一无所知，无法执行中央的命令。

早在1937年9月，陈毅、项英就曾深入武功山山区各县宣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主张，并到处打听武功山上这支游击队的消息。随后，又派出了湘南游击队的一位曹姓支队长去联络，却也没有音信。

而此时，谭余保领导的这支湘赣边游击队，却依然在袭击国民党的一些区、乡政府。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借此指责共产党没有诚意谈判，准备派大军进山去“围剿”，游击队面临被剿灭的危险。因此，陈毅非常着急，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前去武功山寻找游击队，做好收编工作。

1937年11月的一天，深秋的武功山雾气茫茫，相隔50米就看不清山道。午后，在武功九垅山支队部和一大队驻地的山下，由四个轿夫抬着一乘轿子缓缓而来，轿后两个便衣护送。

轿至山下，轿上下来一位绅士打扮的人，只见他长袍马褂，相貌轩昂，他将轿夫和一随行人员打发走后，仅带一随行，步行上山到处打探游击队的下落。

山下哨兵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支队领导。支队领导心中犯疑：是上级党组织真的派人来联络，还是敌人耍的花招？他们不敢贸然行事，立即通知各大队作好应变的一切准备，尔后将两人带上山查问。

在草棚里，此人举止大方，谈笑自如，他向刘培善等自我介绍：“我是党代表陈毅，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代表党中央来传达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并展开介绍信：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签名是项英。

支队领导均没见过陈毅，也没见过项英，即便见过，处于当时风云变幻的环境下，也不敢轻易相信。尽管陈毅反复解释，支队领导仍不相信他，于是陈毅坚持要求见支队谭余保司令。

陈毅被带到铁镜山（湘赣省委所在地），首先接待他的省委特派员颜福华（后叛变）根本听不进陈毅的解说，认定他是“叛徒”、“说客”，进行捆绑吊审，强迫陈毅交代“叛变投敌”的经过。陈毅面不改色，据理反斥颜福华的鲁莽和无根据的怀疑。无奈，颜只得向谭司令汇报。

谭余保虽认识陈毅，但多年失去联系，现陈毅是怎样的人，也不清楚。加上谭余保对陈毅说的“国共合作”一时接受不了，因而也怀疑陈毅有问题，可是谭余保毕竟是位对党忠诚、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同志，因而在对待陈毅问题上格外慎重，惟恐无辜地伤害自己的同志。

一场误会的“审问”在武功山的九龙山开始。陈、谭时吵时和，时硬时软，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最后，陈毅要求：“你不相信我，是由于当前时局造成，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建议，你可以派人去吉安新四军办事处查核，查清我的身份，再谈具体情况不迟。” 

通过几天的辩论和推心置腹的交谈，谭余保从中明白了当前抗日斗争的形势，特别是陈毅性格豪爽，见解精辟，宽宏大度，无私无畏的气概，使谭司令敬佩和折服。

加上派去吉安核查的同志弄清了陈毅的真实身份，真相大白，误会消除。谭余保得知真相后，深感愧疚，给陈毅松了绑，并要求关自己3天禁闭。陈毅对他说：“你警惕性高，产生了些误会。但我来得匆忙，手续不全，也有一定责任。”

之后，湘赣临时省委开会，谭余保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并果断地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亲自带领湘赣边游击队进行改编。事后，陈毅高度赞扬谭余保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

1938年2月，湘赣边游击队经过严格整训后，除留下80余人由谭余保领导在湘赣边区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3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由段焕竞等率领从莲花神泉出发，开赴浙江开化的抗日前线。

从此，这支队伍驰骋于抗日疆场，在民族抗战的烽火硝烟中，成为一支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新四军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