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名山，必归禅林。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至少在明代就有定论。明刘元卿语：“佛教东渐，肇自炎汉。”东汉永平十一年，汉明帝“感梦求法”，遣使迎请天竺僧人回洛阳创建白马寺，此即历来公认的佛教进入中国正式传法的时间。进入江西的时间，约晚于此。此前，史家认为，佛教进入江西，当在东汉灵帝主政之末（大约在188年前后），由西域沙门安世高带入，并在豫章（今南昌）城东肇建东寺。

    拥有诸多幽美、壮观、奇特、多姿自然景观的武功山，紧随道教修真者和儒士隐居者脚步的，自然是佛教信徒艳羡的目光，至于他们是何时山建刹栖身，以此作为远离尘世、录求寄身托志之所的，历代均无定论。

    刘元卿认为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之时，武功山就是西域禅师腾兰的驻锡之地。“禅师腾兰，非所称沙门之主监者耶。吾吉武功，雄镇江南，实其当年驻锡之地境。”①腾兰，据考证即为中天竺（古印度）人摄摩腾（？--73），或称竺叶摩腾、（竺）迦叶摩腾。竺是以国为姓，摄是迦沙门之师，所译经文是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高僧传》将其排列位首，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永平十年（67），竺法兰与摄摩腾一起来到中国，很快学会汉语，在京都洛阳传授佛法，翻译佛经，竺法兰和摄摩腾同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鼻祖。明代张程认为，佛教进入武功山，其传入者为竺法兰。在其编著的《武功山志》中，就明确将竺法列为武功山古代名僧之首。此后“由唐历宋，世有高僧”②佛教的净、静、虚、空在僧人和武功山的崇山峻岭之间架起一道无形的桥梁，使武功山成为独特的人文与奇特的自然融于一体的名山。寺因于山得其所，山因以寺而扬其名。

    魏晋南北时期，尤其是南北朝以来帝王政权的提倡，佛教受到朝野的尊崇，无以复加。南朝梁武帝对佛、道两教并信奉。不过对佛教更高看一眼。凡名山胜迹，多半有寺庙的建立。清《萍乡县志》《安福县志》记载，此时武功山地区的安福、萍乡等地，陆续建起了不少佛寺，如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处于今萍乡芦溪、莲花交通要道的长丰里就建起了规模较大的圣昌院、妙智院，这是佛教在武功山地区最早建立佛寺的记载。梁武帝末，由于梁武帝过分崇佛，导致他对侯景的狼子野心不加防备，至使国家破家亡、生灵涂炭、百姓遭殃。梁武帝蒙难，大将陈霸先起兵勤王，得欧阳頠长沙兴兵助顺和武功山真人相助，大败侯景，代梁立陈，演绎了一出梁武帝因佛蒙难、陈武帝因道立陈的故事。

    初唐以后，禅宗大兴，变为纯粹中国化的佛教。这一时期，朝廷对宗教的优容和文化思想的博厚雄浑，使佛教学者名僧辈出，他们都以才堪大用的资质从事于弘扬宗教的事业。唐贞观十五年（641），隋炀帝曾孙杨岐避难逃至袁州府萍乡县翁陵山隐居为僧，后杨岐化去，乡人更翁陵山名为“杨岐山”。

    佛教禅宗在武功山地区极盛一进，儒家经学也开始佛化了。晚明理学家王阳明的“心学”盛行，生活在武功山地区的江右王门代表人物邹守益、刘邦采、刘阳、刘元卿等，均与宁州、白云、隐之等武功山高僧大德相交甚密，无不认真汲取佛学精髓，将王阳明的提倡的“心外无物”“知行合一”付诸实践。

    佛教传入武功山，自南北朝而唐宋，为一个开端、发展时候，至明代方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明清时期，武功山佛教人才辈出，宁州、天文、本教，白云、三空、隐之等高僧，都是学识淹贯，渊深通达之士。他们为武功山的文化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于出家僧众，在宗教地位上，始终以师道相待，这个传统后来一直延续到清末。同时，由于武功山佛教一直与儒、道两家互相消长、此起彼落，形成武功山文化思想儒、释、道三家的巨流。毫不夸张地说，自隋唐以来，便已成为武功山文化中鼎足而立的儒、释、道三大主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