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山人文历史悠久，文化沉积深厚，远自汉晋起，就被道佛两家择为修身养性之洞天福地，自唐宋以来，诸多慕名登山游赏吟诗作赋的名人雅士络绎不绝，留下了无数珍贵墨宝，其中有汉之葛玄、晋之葛洪、梁之陶弘景、唐之袁皓、宋之文天祥、黄庭坚、明之徐霞客等文化名人。

     1.武功山道教文化概述
    武功山与道教渊源深厚。三国时期，公元238年，即吴国赤乌元年，著名玄学家，江苏句容人葛玄遍访名山，云游至武功山，见这里云蒸霞蔚,仙气缭绕，于是止步不前，登山炼丹6年，进行了丹药炼制和道教理论研究。晋时，葛玄的从孙葛洪也来到武功山，拜从祖父的弟子郑思远为师，勤修道教正一法文、三黄内文和五岳真形图经等，到丹成后，下山优游四方，著书立说，其中《抱朴子》允为经典，流传后世，为道教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葛玄、葛洪的驻足，因而武功山一度被称为“葛仙峰”。
    在南北朝时期，陈朝的陈武帝为表彰武功山武氏仙道襄助其军队平侯景之乱的武勋而将这座山赐名为“武功山”（公元557年）。 唐代，由于李姓王朝奉道家学派创始人李耳为先祖，全国各地的道教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作为湘赣边界宗教活动兴盛场所的重要地区武功山，其道教活动也开始走下曾令普通百姓仰之弥高的仙坛，逐步与当地的民间习俗相融合，其影响日趋扩大，道徒不断增加，道观宫殿等道教建筑由山上逐步向山下、山外延伸。
    在宋朝，宋徽宗为了褒扬曾在武功山炼丹的葛玄，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颁下敕谕，称武功山“山川胜景，仙圣所居”，推崇曾在此修炼的葛真人道法高深，“寄言立称，咸造宗极，出入无界，与道翱翔”，并表彰葛真人造福民间，“祗禳休应，美利在民”，而“其圣德茂功显闻于世者，朕必敕而祀之”，因此“肆加褒崇，特建荣号，尚祈歆怿，永福此邦，特封冲应真人”。同样的，为了褒扬葛玄佑护一方的功劳，宋朝的另外一位皇帝宋理宗于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颁下敕谕，其中说道：“葛公修于名山，以成妙道，世传飞升，尚矣，在崇宁间，固已锡封，乃今部使者从邦界之请，复以祀祷”，敕谕中同样对葛玄推崇备至，“若夫乘云御气，游八极之表，何有于名”，虽然仙道不以名声为念，但宋理宗虔敬的表示“然姑以见朕褒表之忱，可封为冲应孚佑真君”。

    元初，蒙古族进入中原时，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短期停顿后，随着元朝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固，道教重又兴盛起来，仅至元年间（公元1264年—1294年），武功山地区就先后兴建了20余座道观。
    明初，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力倡导下，道教愈加繁盛，不仅毁于元末战乱的道观得以恢复，道徒又在各地大兴土木，复宫建殿。毁于元末战火的武功山冲仙观葛仙观等各道宫在洪武初先后复建，官冈庵、图平庵等规模更大的道观也在朝廷的支持和信徒的资助下，重新开始斫茅伐棘，建刹立宫，一时山上山下峨冠如云，仙气缭绕，金顶有四座古祭坛和白鹤观，山腰有官冈庵、山麓有图坪、箕峰、集云、行宫、脚庵、冲仙、罗仙诸多名观。明朝人张程编撰的《武功山志》中，仅在山南规模大的道观、亭、楼台就多达40余座。在明嘉靖年间（公元1521年—公元1566年），崇奉道教的明世宗朱厚熜因母后蒋太后罹患疮疾，久治不愈，因而派遣第48代张天师和安福知县到武功山祈求葛玄、葛洪等道家神仙保佑，“恩求于武功仙山，乃葛真君之福地，敬沥丹诚，尚祗师造，命正一嗣教天师张彦頨（龙虎山第四十八代天师，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被朝廷授正一嗣教葆光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知事郭宗远齐捧真香，远诣玉山，朝谒一会，祈保母疾早安，寿年延永”。令明世宗大喜过望的是，这次千里之外的祈禳活动居然十分灵验，蒋太后不久就不药而愈了，所谓：“恩颁师造，即除见患之灾；仁降神威，旋获勿药之喜；转殃为福，去旧从新”。为感谢武功山仙道的福泽之恩，明世宗再下敕谕特加褒奖，并批拨款项在武功山大建道教丛林，一时间武功山冷清的山谷信徒糜集、人流如织，“喧如市井”，“湖西诸郡争仰止祈福不绝，其它道院从林，统于兹山。”，武功山的道教迎来了极盛时期，山南山北的宫观殿宇达三百多座。
    在清代，武功山道教与佛教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地域分化，图坪、箕峰、集云、行宫、金顶、脚庵、中庵仍为道徒所居，而九龙山、观音岩则为佛教僧侣所占，两教互为促进，互为影响，后来出现了武功山支脉明月山佛道同兴的现象。
    自明清后，武功山的道教逐渐衰落，现存最古老的道教遗迹是金顶景区白鹤峰上分布的四座古祭坛，被誉为研究江南古代祭祀文化的“活化石”。